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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两个字，在中国上千年的科举历程中一直有着特殊的意味。
在明朝，科举制度是选拔官员的核心途径，三年一度的乡试、会试、殿试层层筛选，最终脱颖而出的同榜士子，便会以“同年”相称。
这一称谓的诞生依托于严格的科举体系，会试由礼部主持，殿试由皇帝亲策，一旦金榜题名，同榜之人无论出身地域、家境贫富，都会被打上同年的身份烙印，这份身份的起点便带着官方认可的正统性。而同年关系的稳固，往往与座师、房师的存在紧密相连。
明朝会试设有主考官，称为座师，分房阅卷的考官则为房师，考生考中进士后，必须前往座师和房师的府邸拜谒，行门生之礼。
而同年们同出一位或几位座师门下，天然形成了以座师为核心的门生群体。这种链接带着明确的师门属性，座师作为朝中资深官员，本身就是新晋进士所能接触到的最高级别的贵人，依托座师的人脉，同年们得以快速踏入官场的核心圈层。
在明朝官场中，同年关系是官员们安身立命的重要依托。
新科进士授官之初，大多职位低微，或是在翰林院担任庶吉士，或是外放为知县，想要在仕途上有所建树，单靠个人能力远远不够。
此时，同年之间的相互援引就显得至关重要。遇到官员考核，担任要职的同年可以为同僚美言举荐；遭遇贬谪弹劾，同年们也会联名上书，施以援手。
从史料中可以发现，许多明朝官员的升迁轨迹里，都能看到同年的助力，比如万历朝的张居正，其座师是徐阶，而徐阶的门生中多有同年，张居正正是在这一群体的扶持下，逐步登上内阁首辅的位置。
同年之间的往来，还渗透到官场的日常运作之中。
明朝官场派系林立，党争时有发生，同年群体往往会形成一个相对稳固的利益联盟。
他们在朝堂上同声相应，在地方上互通声气，遇到关乎群体利益的决策，便会协同进退。
加入同年的圈子，就意味着拥有了一个可靠的后盾，既能在复杂的官场倾轧中规避风险，也能借助群体的力量获得更多晋升机会。